塑料餐盒比可降解餐盒 更適合中餐

對很多餐飲企業來說，使用塑料餐盒也是無奈之舉。有業內人士稱，中餐食物多含湯水、油脂，使用塑料餐盒盛放更合適一些。雖然目前也有餐飲企業使用紙盒等包裝，但大多數可降解餐盒并不適合中餐，容易滲水滲油、使米飯粘連，難以被消費者接受。此外，餐盒成本也是餐飲企業的考量因素，有餐飲企業負責人稱，外賣包裝約占整個成本的2%。

其實，目前外賣使用的塑料餐盒并非“一無是處”。記者調查發現，大多數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物標識，可以通過垃圾回收的流程，實現資源的再利用。但現實情況是，大多數消費者用完餐后，直接就把餐盒扔掉了。即使餐盒里有剩菜剩飯，也大多一“蓋”了之。塑料垃圾與餐廚垃圾“混搭”，給外賣垃圾回收帶來不少麻煩。

回收價格低 再資源化成本高 塑料飯盒回收受“冷落”

即便進入到垃圾回收流程，外賣餐盒的回收價值也并不高。據業內人士介紹，塑料回收價格低、再資源化成本高，回收者一般不愿撿滿是油污的外賣餐盒，就算撿回來也要耗時耗力清洗，因此塑料餐盒在回收市場上不受待見。無論是垃圾回收企業，還是城市的“拾荒大軍”，都對回收塑料制品“無感”。

怎么解決外賣餐盒導致的塑料垃圾成堆的問題？之前為了解決超市塑料袋導致的白色垃圾，我國出臺了限塑令，最明顯的辦法就是由贈送改為收費。但十年下來，效果很一般。如今，面對使用量大，回收渠道又不通暢的塑料飯盒，還能有什么辦法？

可降解，讓環境成本由當代人承擔

塑料餐盒至今風靡，無非因為“價廉”與“物美”。一方面，它確實比可降解材料便宜；而另一個鮮被提到但不能忽視的原因是，中餐湯湯水水多，便要求外賣盒需要更好的密封性。比起泡沫盒和可降解的紙盒等，塑料餐盒因其密封性、牢固性和不易變形等特性，自然成了首選。否則，湯灑了消費者有怨氣，店家也很委屈。這樣的痛點，還得靠材料科學的發展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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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早已被稱作“20世紀最糟糕的發明”，限塑令出臺9年多，推廣環保產品的倡議從未停止，步履維艱只因分擔“推廣”成本的責任不夠明晰。

在環保餐盒和塑料餐盒間，商家選后者棄前者，無非安全、可降解的包裝成本更高，會壓縮盈利。生產廠商則是見機行事，只要有生產的許可、有持續的需求，就很難有動力改弦更張生產環保產品。一旦政府不是強制規定必須采用可降解產品，無論商家還是生產廠家，自然不愿意將成本轉嫁到自己頭上。

互聯網訂餐平臺的外賣服務真正實現了讓人“飯來張口”�？上�，圖自己方便的消費觀反面很可能是無所顧忌的環境觀。家里有了干凈的后廚，只不過將垃圾全扔到了屋外；吃了眼前的飯菜，無非將包裝留給后代人。

與限塑令一樣，外賣餐盒的價格杠桿也再次失效了。消費過程中，消費者并非沒有支付“高價”：1個外賣餐盒需要1元錢。然而，這個價格并沒有減少消費者使用，也沒有變成治污費用，而是成了額外收益。“限塑令”變成了“賣塑令”！從這個角度看，或許還可以繼續提高塑料袋、塑料餐盒的費用，但同時也應該明白：僅僅通過價格調節“需求”而非瞄準“供給”的限塑政策很難真正見效。如果不控制塑料包裝的總量，打地鼠的困局將在所難免：塑料包裝不在超市就在菜場，不在東部就在西部。

要根治外賣餐盒造成的白色垃圾，與其在需求側重彈觀念的老調，不如在供給側“拉閘限電”。能否在國家層面設立塑料袋、塑料盒總量逐年縮減方案？能否從源頭上對生產企業限產、停產？扭轉用戶對塑料包裝的依賴，是時候有步驟、有計劃地推出抓鐵有痕的強力措施了。

“可降解”而非“往后推”，在本質上是一種“成本由當代人來承擔”的理念。在遠景上，呼喚材料科學的加緊發力，在現階段，則需要找準落實手段。總結中央三輪環保督察風暴的治理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明確和落實治理責任。治理白色污染，不妨切實落實監督主體責任，延長治理鏈條，制定分解目標，該限售的限售，該限產的限產。

同時，在各大城市推動垃圾分類的背景下，也有必要加強監管力量、創新監管方式，推進白色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只有實現源頭產量管理與事后垃圾處理一同發力，才能更好地解決惱人的白色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