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餐盒比可降解餐盒 更適合中餐
對很多餐飲企業來說,使用塑料餐盒也是無奈之舉。有業內人士稱,中餐食物多含湯水、油脂,使用塑料餐盒盛放更合適一些。雖然目前也有餐飲企業使用紙盒等包裝,但大多數可降解餐盒并不適合中餐,容易滲水滲油、使米飯粘連,難以被消費者接受。此外,餐盒成本也是餐飲企業的考量因素,有餐飲企業負責人稱,外賣包裝約占整個成本的2%。
其實,目前外賣使用的塑料餐盒并非“一無是處”。記者調查發現,大多數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物標識,可以通過垃圾回收的流程,實現資源的再利用。但現實情況是,大多數消費者用完餐后,直接就把餐盒扔掉了。即使餐盒里有剩菜剩飯,也大多一“蓋”了之。塑料垃圾與餐廚垃圾“混搭”,給外賣垃圾回收帶來不少麻煩。
回收價格低 再資源化成本高 塑料飯盒回收受“冷落”
即便進入到垃圾回收流程,外賣餐盒的回收價值也并不高。據業內人士介紹,塑料回收價格低、再資源化成本高,回收者一般不愿撿滿是油污的外賣餐盒,就算撿回來也要耗時耗力清洗,因此塑料餐盒在回收市場上不受待見。無論是垃圾回收企業,還是城市的“拾荒大軍”,都對回收塑料制品“無感”。
怎么解決外賣餐盒導致的塑料垃圾成堆的問題?之前為了解決超市塑料袋導致的白色垃圾,我國出臺了限塑令,最明顯的辦法就是由贈送改為收費。但十年下來,效果很一般。如今,面對使用量大,回收渠道又不通暢的塑料飯盒,還能有什么辦法?
央視評論可降解,讓環境成本由當代人承擔
塑料餐盒至今風靡,無非因為“價廉”與“物美”。一方面,它確實比可降解材料便宜;而另一個鮮被提到但不能忽視的原因是,中餐湯湯水水多,便要求外賣盒需要更好的密封性。比起泡沫盒和可降解的紙盒等,塑料餐盒因其密封性、牢固性和不易變形等特性,自然成了首選。否則,湯灑了消費者有怨氣,店家也很委屈。這樣的痛點,還得靠材料科學的發展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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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早已被稱作“20世紀最糟糕的發明”,限塑令出臺9年多,推廣環保產品的倡議從未停止,步履維艱只因分擔“推廣”成本的責任不夠明晰。
在環保餐盒和塑料餐盒間,商家選后者棄前者,無非安全、可降解的包裝成本更高,會壓縮盈利。生產廠商則是見機行事,只要有生產的許可、有持續的需求,就很難有動力改弦更張生產環保產品。一旦政府不是強制規定必須采用可降解產品,無論商家還是生產廠家,自然不愿意將成本轉嫁到自己頭上。
互聯網訂餐平臺的外賣服務真正實現了讓人“飯來張口”。可惜,圖自己方便的消費觀反面很可能是無所顧忌的環境觀。家里有了干凈的后廚,只不過將垃圾全扔到了屋外;吃了眼前的飯菜,無非將包裝留給后代人。
與限塑令一樣,外賣餐盒的價格杠桿也再次失效了。消費過程中,消費者并非沒有支付“高價”:1個外賣餐盒需要1元錢。然而,這個價格并沒有減少消費者使用,也沒有變成治污費用,而是成了額外收益。“限塑令”變成了“賣塑令”!從這個角度看,或許還可以繼續提高塑料袋、塑料餐盒的費用,但同時也應該明白:僅僅通過價格調節“需求”而非瞄準“供給”的限塑政策很難真正見效。如果不控制塑料包裝的總量,打地鼠的困局將在所難免:塑料包裝不在超市就在菜場,不在東部就在西部。
要根治外賣餐盒造成的白色垃圾,與其在需求側重彈觀念的老調,不如在供給側“拉閘限電”。能否在國家層面設立塑料袋、塑料盒總量逐年縮減方案?能否從源頭上對生產企業限產、停產?扭轉用戶對塑料包裝的依賴,是時候有步驟、有計劃地推出抓鐵有痕的強力措施了。
“可降解”而非“往后推”,在本質上是一種“成本由當代人來承擔”的理念。在遠景上,呼喚材料科學的加緊發力,在現階段,則需要找準落實手段。總結中央三輪環保督察風暴的治理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明確和落實治理責任。治理白色污染,不妨切實落實監督主體責任,延長治理鏈條,制定分解目標,該限售的限售,該限產的限產。
同時,在各大城市推動垃圾分類的背景下,也有必要加強監管力量、創新監管方式,推進白色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只有實現源頭產量管理與事后垃圾處理一同發力,才能更好地解決惱人的白色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