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十分詭異地笑了一下，回答到：報告總統，它們再也回不來了！
制造業，歷來都是國民經濟的高地，它關乎就業，關乎經濟的創造力，關乎出口的能力。
中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占據了世界經濟制造的高地近二十年之久。世界制造大國美日德不是不想反攻，而是有心無力。
2010年，剛經歷金融風暴沖擊的美國還驚魂未定，面對一副爛攤子，總統奧巴馬似乎也一籌莫展。于是，他邀請了一些實業界的大佬喝酒聊天，尋求治病良方。席間，奧巴馬向喬布斯問道，能不能把蘋果產品的組裝搬回美國？喬布斯十分詭異地笑了一下，回答到：報告總統，它們再也回不來了！
喬布斯對中國人統治世界制造業高地的感嘆，讓國人揚眉吐氣。之后這個故事迅速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特別是在中國人之間。作為中國人，大家聽到之后，著實自豪了一把，中國制造業牛啊，連喬布斯這樣的大佬都對中國的制造能力敬畏幾分。
過去30年，中國經濟飛速成長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制造業成為世界第一，中國成為地球的世界工廠。中國制造依靠巨大的成本優勢而迅速崛起，因其承接了各式各樣的制造業務，再加上巨大體量，中國制造早已榮獲“世界最大加工廠”之殊榮。全球各個角落可以看到Made-in-China的標志，它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象征，制造業也成為了支撐中國經濟的基礎和支柱。
中國制造向世界輸出了大量優秀的產品，并深刻影響著世界，比如80%圣誕布娃娃Made-in-China；倫敦奧運會上，美國隊員穿的制服Made-in-China。鄭州航空港區生產的iPhone手機更代表了中國制造業的效率和品質的巔峰，在iPhone6制造工廠內，每天有30萬人勞作，相當于一個中型城市人口數量，能把這些人管好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美利堅占據了世界制造業高地超過了100年的時間。
美國借第二次世界工業革命的浪潮，把制造業的生產動力由蒸汽機轉變成為電力和內燃機，并由此促使大量的新的科學生產方式紛紛涌現，使其能夠發明和生產出大量的先進的工業產品。比如，亞美利加游艇、麥考密克收割機、辛格縫紉機、霍布斯鎖等等。這些革命性的工業產品在19世紀中后期給當時世界帶來的震撼絲毫不亞于今日的蘋果iPhone6和Tesla電動車。
此外，美國制造在軍工領域一直保持著領先，他們生產的柯爾特連發手槍，充分體現了美國制造業的技術成就，而且這種優勢一直保持到現在。優秀的產品背后是技術和管理上的不斷創新，催生出了大量的制造業高品質的品牌，像通用汽車、洛克希德等全都來自美國。美國制造業管理上的經驗成為經典企業教材，傳播到全世界各地，美國生產的產品質量、制作工藝也成為業界的標桿。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制造業逐漸轉盛為衰。因為宏觀政策上的轉移，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和軍用技術受到重視，傳統的制造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在政府帶動下，美國經濟重心從傳統的制造業向新興科技和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轉移，以致大量資本從制造業撤出，影響了制造業的升級換代。部分大學和研究機構甚至關閉了制造技術和制造科學的教學和研究，而把投資和研究重心轉移到信息科技、生物科技、航天科技和金融業上面，并造成了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
過去三十幾年來，美國向世界各地輸出了蘋果、谷歌、微軟、英特爾、耐克、麥當勞、沃爾瑪等知名品牌，但也順便把那些高污染、低利潤、勞動密集的加工制造業輸送到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制造業的極速發展。
201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中國制造業規模已經躍居全球首位，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4％，成為國民經濟重要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工業和信息化部和中國社科院在2011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德勤全球制造業組織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布的《2013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在當前及未來五年均位居榜首。
當中國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制造工廠的同時，我們又為之付出了哪些代價？
我不用列舉統計數字了吧。在制造業GDP的號令下，我們攻占了制造業高地，同時也給自己的家園留下了環境污染、霧霾、資源浪費、制造能力過剩和隨處可見的鬼城。
中國制造不惜代價地搶占高地，使用了四種武器。
第一， 低人權成本或曰血汗工資。由于沒有保護勞工利益的團體，資本對勞工的剝削成為一種常態。不堪繁重的呆板的機器人般的勞動，勞動自殺時有發生，富士康可能是一個代表，年輕員工從高樓自殺的“十幾連跳”，頗讓深圳地方政府和富士康董事會頭痛。
如果我是工人代表，我會問，我在大城市的血汗工廠里每個月掙不到三千元錢，我的房子、車子、孩子、醫療、養老有指望嗎？過去三十年，正是成千上萬的年輕勞工犧牲了他們的青春，換回來中國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創匯大國的地位；
第二， 低環境保護成本。為了出口和GDP，我們選擇犧牲環境保護，以至于今天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空氣、水源、土壤，都處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中，犧牲環境發展經濟成為一種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
第三， 強拆與土地兼并。各地方各種各樣的經濟開發區遍地開花，各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都是拆遷和征地，由此引起的群體事件和維穩運動也變成了一種常態；
第四， 超量的貨幣發行。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國內貨幣供應量（M2）與GDP的比值超過了美國兩倍，在金融壟斷與隱形強迫的居民高儲蓄的體制下，貨幣與金融資本被集中到了以粗放型為主的制造產業的鏈條中，造成了制造業的飛速膨脹。
按照制造業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來劃分，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里，招商引資帶來的企業大多集中在制造業的低端和中端，形成了我國目前的優勢產業：紡織服裝業、皮革業、普通家電業、橡膠制造業、塑料制造業等，而對于精密機械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石油加工冶煉業等則根本沒有隨著招商引資“引進來”，使得我國目前在這些高端制造業上沒有吸收到國際上先進的技術，生產水平仍然較低
我國的中端制造業通過招商引資形成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并且經過多年來的打拼和積累，產業鏈和配套環境也已經成熟，在國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力，我國依靠中端制造業來支撐工業產業的格局可以保持我國在世界上屹立至少五年。
然而，即便是我國的中端制造業，其研發投入也處于世界落后水平，以汽車工業為例，我國汽車工業研發經費占營收的比重只有不到2%，然而該項費用在著名的汽車企業如大眾、豐田等的比重則為3.5%到5%不等。我國制造業欠缺的自有技術使得我們阻擋不住制造業衰退的步伐。
但在2012年后，中國制造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第一，制造企業在減少。2010年中國工業企業總數是45.3萬家，到2013年，減少了10萬家，剩35.3萬家。其中，民營工業企業由2010年的27.3萬家，減少到了接近8萬家，變成19.5萬家，下降幅度高達26%；
第二，制造從業人員在減少。統計局發表的制造業從業人指數連續低于50。
這個指數在2009年金融海嘯中，下降幅度比較大，到2010、2011年繼續反彈回升到50以上。2012年之后，制造業就業人數呈現一個常態化的下降，而且是連續下降，目前只有47；
第三，鐵路貨運增長率在下降。從2001年到2011年，這個指標基本都是增長的，但到了2012年這個指標變成負數，2012年下半年是3.8%的負增長，全年是負0.9%，2013年上半年是負2.5%的增長率，全年是負0.9%的增長率；到了2014年，變成負7%的增長。
2012年，鐵路貨運增長率、稅收增長率、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率呈現出相當一致的遞減，換句話說，2012年是經濟放慢增長的拐點，其主要原因就是制造業開始衰退。
看起來一派大好風光，但外資早已開始布局撤出中國市場。大家知道的事情是李嘉誠從國內撤資，但不知道的事實是，很多外資對中國市場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熱情。
制造業在招商引資中的沒落，表現為低端制造業和中低端制造業流向東南亞國家，部分中高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本土，剩下仍然支撐工業局面的則是中端制造業。
從2008年開始，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出現外資撤出的現象。盡管外資投資的絕對額在增加，但相對比例逐年遞減。撤出的外資有相當一部分（如服裝紡織業）流向了人力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東南亞的FDI金額自2010年起有了大幅增加，至2014年，已經超過1328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百萬美元)數據來源：《世界投資報告2015》
由于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中國吸引了一部分中高端制造業，但是由于產業鏈中的核心技術被外國企業牢牢抓在手中，發達國家主導著產業價值鏈的配置和走向。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過后，部分發達國家為了本國經濟及就業的需求，召回了部分中高端制造業，而這部分回流的制造業原本大部分都在中國。
不久前，《澳洲金融評論》(AFR)刊登了一則消息，令所有長期留意中國經濟狀況的人士感到惘然，匯豐銀行以后不再贊助已經發表了五年之久的“制造業、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HSBC PMI）。AFR的文章暗示了其背后原因，因為這兩個指數一般先于大陸官方數據發表，而且發表的數值則常常比中國大陸的官方數據低，北京因而“不高興”。匯豐大概為了不影響在大陸的市場開發，于是停止贊助這項數據的發布。
事實上，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中國制造正經歷著痛苦的轉型階段這是人所共知。2015年春節后，大量資本紛紛撤離中國大陸，一些代工廠的工人還沒來得及收拾行李，就被告知炒魷魚了。日本的佳能、松下、夏普、本田、西鐵城、日本大津、優衣庫等，美國的通用、福特、卡特彼勒、陶氏化學等等，而遷到東南亞國家的企業那更是不計其數。江蘇呈現大面積的倒閉潮，其中不乏勝華科技這樣業內知名的企業；隨后又爆出東莞手機代工廠老板，自殺未遂，簡直可以用一個“慘”字來概括。
根據2014年10月20號，《經濟參考報》披露的信息顯示，中國的美國商會所發布的中國商務環境調查顯示，2014年之前中國是絕大多數美國企業的首選投資之地，但是到了2014年這個比例只有20%。中國歐盟商會的調查報告顯示，有三分之二的歐盟企業認為，他們在中國的經營是越來越困難，而有一半的企業認為，在中國投資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
2014年8月份，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公布了全世界經濟總量最大的25個國家的制造業成本分析的量化指標。
我們把這25個國家分成四個組，第一組是法國、德國、瑞士，制造成本指數平均在124，第二組是日本、英國，制造業成本指數是111，第三組是美國、中國、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制造成本指數平均是99，第四組是泰國、印度、印尼，平均88。
波士頓咨詢公司將人工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能源成本跟匯率水平，綜合打包形成這樣的指數，美國是100，中國是96，臺灣是97，韓國是102。中國制造成本竟然和美國、韓國跟中國臺灣是一樣的，而我們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如這些地區跟國家。
中國制造成本大幅度上漲，導致中國制造業從2012年開始大幅度的衰退。
中國的市場競爭者除了技術實力最高的美國外，還有技術水平中等的墨西哥和泰國，還有處于技術低端的越南、印度、印尼、孟加拉等國家。中國制造業今后將會受到雙重擠壓——來自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重振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制造業競爭，都會對中國形成壓力。
作為曾經影響全球的“世界工廠”，中國制造業的失速下行是新常態中的一件大事。不久前，Fortune雜志的一篇文章引述了波士頓咨詢公司提到的兩個數據：今年中國大陸工業生產平均直接成本只比美國低5%，到了2018年后，則美國反而要比大陸低2%至3%。
那么，中國對那些歐美市場所需的低技術、低增值、高污染的產品，是不是還有競爭力呢？有關研究顯示也不一定。因為中國大陸的生產成本不僅直追美國，還迅速拋離其他已經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印尼、孟加拉、菲律賓等國;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成本平均比中國大陸低10%至15%，已經對大陸制造業造成了現實壓力。在一些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如TPP)發揮作用后，將會驅使更多的制造環節向其他國家轉移。那些國家已經開始蠶食、瓜分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訂單。
2008年次貸危機讓美國政府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奧巴馬請求喬布斯把蘋果產品的組裝制造搬回美國，這算是一個政策上的風向標。在政府政策影響下，美國制造業發生了一系列大事件。卡特彼勒、通用電氣以及福特等大公司紛紛宣布向美國制造業投入新的資金，這種狀況讓美國經濟分析師非常樂觀，他們預計美國制造業將會實現9.1%的年增長率，或將成為美國國內經濟增長最快的領域。
早在2011年，當美國經濟依然泥足深陷于次貸危機帶來的“大衰退”之際，波士頓咨詢公司就大膽預言：美國制造業將再次興起，中國大陸的最強賣點“低成本”則會在5年后基本上消失。現實發展證實了這一預測。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后，安邦咨詢公司的調研已經發現，中國國內不少普通消費品制造企業(如蠟燭生產、高端工藝品生產等)，已經在向美國轉移。企業家們向安邦咨詢講述的關鍵理由是：在美國制造的綜合成本與在中國制造已經相差無幾。在美國制造的優勢是：接近市場，生產效率高，節省物流成本，用電極便宜，而人工成本的差距正在縮小。這種趨勢至今仍在不斷發展。
美國的工業生產成本急降，主要原因是生產力提升迅速，而美國國內能源價格則一直急跌。2005年至今，西德州原油價格指數(WTI)基本持平，天然氣平均價格則跌了75%。原因在于美國的采能技術出現突破，業界普遍掌握了最先進的頁巖油氣層水力壓裂法。美國的工業用天然氣價格目前是中國大陸的三分之一。
如果減省掉長途運費、時間、罷工風險等間接成本，在美國消費的東西在美國生產，反而更劃算。而那些高技術、高增值、低污染的產品，過去在中國生產，現在馬上可能就要回歸美國本土生產。而檔次稍次一點的生產，則可能從中國轉移到鄰近的墨西哥生產，那里的直接成本現在比在中國低5%，人口比越南還多20%，而且青壯勞動力很多。
安邦咨詢推測，美國在10年后完全有可能成為“新興”的低成本“世界工廠”。
簡單說，房地產過熱是中國制造業危機的根源，是房地產泡沫打敗了中國的實體經濟，扼住了制造業的喉嚨。
郎咸平有一個觀點叫做二元論，他認為中國經濟一頭過熱、一頭過冷。過熱的是房地產，過冷的是制造業。他認為制造業由于營商環境惡化導致資金大量的流入房地產領域，這是房地產過熱的主要原因。房地產業盈利水平太高，必然吸引包括制造業在內的其他行業資金大量流入，導致實體經濟出現了問題。另外，房價上漲、地價上漲也必然引起了租金上漲，使得制造業的工人由原來可能每個月一千塊錢可以養活自己，到現在如果收入不到二千就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由于各種原因，整個中國的精英階層對房地產過高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負作用認識過淺。
香港為什么沒有制造業？因為房價太高，養不起制造業。彈丸之地的香港可以沒有制造業，但中國內地不能走香港高房價驅動經濟發展的路線，因為中國不能沒有制造業。房價過高是造成中國城市生活成本過高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飛速上升的基本原因。近年來，沿海一帶的工業企業不賺錢，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
從宏觀層面上說，中國的虛擬經濟和房地產吸引了過多的資本，也吸引了決策層的注意力。其結果是，相當多的政策資源和金融資源，無謂地消耗在資本市場和房地產中。像海爾、康佳這樣的制造企業都在搞房地產投資或進入股市，更不要說其它制造企業。大家都熱衷于賺快錢，中國制造業的衰退在所難免。過去10年大量資本流入房地產和基礎建設，現在又開始流向股市，這些都造成了中國制造業“內憂”的局面。
另外，粗放式發展的經濟模式使得企業不去真正投資研發，而是去模仿和抄襲。假冒偽劣一直是伴隨著中國制造成長。在改革開放幾十年里，中國制造了世界上差不多90%的假貨，監管方面卻處罰甚微，國內市場缺乏鼓勵創新的文化和制度。大部分企業追求吃快餐，追求一夜暴富，沒有在技術創新方面下力氣，國際市場競爭只能依賴于勞動力低成本，走“血汗工廠”的發展思路。
中國的社會環境正經歷深層次的變革，彌漫著一股濃重的浮躁氣息，年輕人越來越討厭進入制造業，更沒有耐心適應“厚積薄發”的漫長過程，他們更喜歡賭博式創業，喜歡炒股和一夜暴富。在這種普遍的拜金主義的社會思潮下，制造業想要招聘到合格的人力，不得不不斷提高薪資標準。即便如此，制造業人員離職率不斷提高，這極大地影響了產品品質，擠壓了制造業的利潤，導致沿海中小制造業陷入倒閉潮。
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會影響中國制造的競爭力，這已不是什么新聞。問題是，這種格局不斷強化將會持續地削弱中國的競爭力。在可預見的長時間內，如果中國不再是“世界工廠”，我們很難想像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將有什么其他定位。中國在制造業上的滑坡，將會從根基上削弱中國的長期競爭力。除了人力成本之外，原材料、場地租金也不斷上漲，加之，政策環境的變化，之前一些優惠和減免政策也慢慢轉移到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
但是，制造業的高地對中國很重要。
如果制造業長期面臨生存困境，那么中國又該怎么安置每年產生的1000多萬的高校畢業生和進城農民工呢？可以毫不夸張的講，如果中國制造業不振，那么中國的就業率也不會好看，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將更大。
中國制造如何步入工業4.0時代? 事實上，中國制造既擔負著就業的重任，又要負起產業創新升級的重擔，而這個行業的發展程度也決定著整個社會的健康狀態。那么中國制造該如何突圍呢？
如果僅從過去三十幾年中國制造業崛起的歷史看，所謂中國模式和中國優勢是什么？也許可以簡要地概括為低成本的制造優勢。用簡單粗暴的語言概括，就是通過剝奪和壓低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社會福利和安全健康待遇，來盡可能地壓低生產成本，從而實現在國際市場更有價格競爭力。
現在為什么不行了？
因為勞工的收入已經接近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邊際成本，資本再也不可能壓榨出剩余價值了。
從宏觀層面上說，上述制造業的問題并非一日之寒。從勞工階層身上獲取的大量資本，國家并沒有真正將其投放到制造業的升級轉型上，這些資本主要以信貸的方式進入了股市、房地產、城市基礎建設，以及被巨額的行政開支消耗。
中國的資本體制并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盡管中央試圖改變實體經濟得不到資本的狀況，但是已經形成的金融利益格局和勢力，并不支持資本向實體經濟流動，特別是向中小實體企業轉移。金融利益集團依然打著國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牌坊，控制在中國的資本市場，絕大部分的資本依然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利益壟斷階層把持的各種所謂的各級政府的重點項目。
高處不勝寒。下一個30年，中國的制造業如何走出“高地”的困境？
● 來源：百度貼吧——天生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