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江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代表我國申報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正式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雕版印刷術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比活字印刷術早400多年。縱觀我國雕版印刷術的產生和發展的全過程，幾乎都留下了佛教傳播的痕跡。從印刷簡單的佛像、經咒，到大規模地印刷佛教經典，一方面完善了雕版印刷的技術，同時擴展了佛教在中國和東亞的傳播范圍。

　　雕版印刷術促進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我國較早的雕版印刷術主要應用于佛教傳播  從出土文物、古籍經典以及歷史記載來看，我國較早的雕版印刷術主要應用在佛教傳播上。在這一過程中，高僧、帝王、文人、信徒均有推波助瀾的表現。

　　我國較早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的僧人當屬玄奘。據玄奘嫡傳弟子慧立等所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唐高宗嗣位后，鑒于其父皇敬重玄奘，高宗也對玄奘禮敬甚隆，遣朝臣慰問不絕，還施帛錦萬段、法衣數百。玄奘接受后，“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愿造十俱月氐（“俱月氐”為梵文量詞koti的音譯，十俱月氐為100萬份）像，并造成矣。”在唐高宗元年至十五年（公元650-664年），玄奘采用雕版印刷術印刷了佛像100萬份，散發給廣大佛教信徒。

　　帝王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趙匡胤印刷《開寶藏》。北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趙匡胤敕命大臣高品、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經》，并于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完成了13萬塊經版的全部雕刻，隨后開始印刷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漢文《大藏經》。由于該《大藏經》始刻于北宋開寶年間，故稱為《開寶藏》。

　　又如，虔誠的佛教徒吳越國王錢俶，與高僧延壽法師一起，雕版印刷了大量佛像、塔圖咒語。還有，錢俶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了杭州雷峰塔。當年，佛塔里藏有雕版印刷的經書《雷峰塔經》，又名《寶篋印陀羅尼經》。此經現收藏在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內。

　　文人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的代表有北宋著名詩人、詞人蘇軾。北宋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太子太保張道贈送蘇軾《金山欏伽阿跋多羅寶經》，并讓他將該經“使印施于江淮間”。同年，蘇軾攜帶此經來到了今江蘇鎮江金山寺。在金山寺長老佛印法師的協助下，蘇軾書寫了全部經文，后又請善刻的工匠來金山寺雕刻經卷。經版刻好后，一直存于金山寺，無論是信徒還是香客，可以隨要隨印，使得此經得以廣為流傳。

　　金代，潞州（今山西省長治境內）官府小吏崔進之女崔法珍虔心佛教，以斷臂的方式化緣，募資刊刻《趙城金藏》，很多佛教信徒深受感動，紛紛捐資協助。大約在金熙宗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前后，《趙城金藏》開始雕版刻印，歷時約30年方成。《趙城金藏》印刷清晰，字體勁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釋迦牟尼佛說法圖，是我國印刷史上的珍貴標本，亦是研究我國刻經史和版本史的珍貴資料。

　　雕版印刷術，讓佛音遍及西夏、藏族聚居區  伴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技術日益完善，9世紀時，佛教經典還在以佛教立國的西夏王朝迅速傳播。西夏王朝以佛教立國，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對佛學經典非常渴求。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曾多次向北宋求購佛教經典。西夏時期建造的重要寺廟高臺寺的佛塔內，即藏有宋朝所贈雕版印刷的《大藏經》。1908年至1909年，俄羅斯探險家科茲洛夫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挖掘出土大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經與漢文佛經，這些出土文物也論證了一個事實：雕版印刷術是佛教傳播的方式之一。

　　13世紀，雕版印刷術傳入藏族地區，為藏文佛教文獻的保存和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藏族聚居區陸續建起了印經院，大規模刊刻、印刷佛教經典。建于清雍正時期、素有“藏族地區璀璨的文化明珠”和“雪山下的寶庫”盛名的四川德格印經院，最主要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經典。目前德格印經院院藏雕版總量已達29萬余塊。最為難得的是，德格印經院所藏的大量雕版印刷佛教經中，有許多珍本、孤本和范本。

　　雕版印刷術促進佛教在東亞的傳播

　　雕版印刷術，鑒真帶給日本佛教的禮物  鑒真是我國的高僧和學者，對于中國文化特別是雕版印刷術十分精通。據日本僧人玄棟所著的《三國傳記·鑒真和尚事》一書記載，鑒真在日本運用雕版印刷術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四分律注解的行事鈔、羯磨疏、戒本疏。

　　雕版印刷術伴隨佛教傳入日本的佐證有：在唐朝留學19年的僧人玄防，在返回日本時，帶回佛經5000余卷和許多佛像。日本留學生、遣唐副使吉備真備，在中國居住了18年之久。回到日本后，吉備真備成了日本稱德天皇的老師。之后，在吉備真備的主持下，稱德天皇下令雕版印刷100萬份《陀羅尼經咒》。

　　元明時期，浙江、福建一帶前往日本謀生的中國刻工非常多。恰逢當時的日本各寺院正大量翻雕佛經與高僧語錄印版，因此這些中國刻工在日本的佛經雕刻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促進了佛教的廣泛傳播。

　　雕版印刷術，在發明之初就伴隨佛教傳入高麗  1966年10月，在今韓國慶州佛國寺發現了漢文印本《大陀羅尼經》，上有武則天時發明的制字，這件實物可以證明雕版印刷術在我國發明之初就通過佛教傳到朝鮮半島。

　　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開寶藏》完工。不久，崇尚佛法的高麗人（宋遼時期的高麗王朝，今指朝鮮半島的朝鮮族人）聞訊，遣使臣入宋，求宋賜予《大藏經》。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高麗又“遣使來貢”，于是宋朝賜予《大藏經》。此為雕版印本《大藏經》首次傳入高麗。宋版《大藏經》傳入高麗后，促進了高麗佛教文化的發展。在中國的影響下，高麗人很快學會了雕版印刷技術。到高麗顯王時，開始雕印《高麗大藏經》，其內容主要是根據我國北宋的《開寶藏》復刻。

　　北宋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高麗文王之子釋義天來到中國，除了學習佛教教義外，還廣泛收集佛典章疏和儒家經典。回國后，釋義天又在高麗興王寺設教藏都監，編錄從宋、遼以及日本搜購來的佛典和由宋求得的佛學經典，刊刻為《續藏經》，共4700多卷。這部經書傳到宋后，多地大寺院將其中在中國還沒有刻本的部分進行復刻，為中國佛教史的傳播作出了貢獻。